佛源老和尚自述傳略
    余名佛源,法號妙心。民國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出生于湖南桃江縣花果山莫家。父諱芳有,母賈孺人。有三兄三姊及四個弟弟。民國三十年九月從舅父上智下暉法師落發于益陽會龍山棲霞寺,出家時取名真空,法號心凈。次年就讀于南岳祝圣寺佛學講習所。靈濤法師以“為人難,為僧亦不易”為題考試,因優,遂推薦入衡陽佛學院講習所,所長乃空也法師兼職。當時湖南抗戰慘烈,日軍飛機空襲頻繁,時有空戰,故于七月仍回祝圣寺插班,明真、了達、心專、靈根諸翁為法師,空也老人為所長。靈濤師父執掌教務,并兼講課。四十名青年學僧生氣勃勃,如法海之龍,一派興旺。誰知日寇侵凌,政府強制青年僧人亦須服兵役。在十月的一個深夜,幾十名同學為逃避兵役而各自西東。朗耀同學投奔廣東南華寺親近虛(云)公,我則由寧鄉返回,隱于桃江浮邱山。民國三十五年二月,余受戒于南岳福嚴寺七祖懷讓禪師道場,上鎮下清為戒和尚。受戒后即在南臺寺讀佛學研究班。秋際,益陽佛教會派我赴焦山參加太虛大師創辦的佛教會會務人員訓練班,芝峰法師為班副主任,每天為學員講課。當時《佛教中流砥柱》月刊辦在焦山定慧寺,并有焦山佛學院,雪煩和尚為院長。我于訓練班畢業后,留在焦山佛學院深造。奈時局又趨緊張,到處鬧學潮,工人罷工,上海、南京的火車也有時不通,其他站的鐵軌亦被破壞。三十六年春,乃往寧波觀宗寺佛學院(云峰法師為院長),聽根慧和尚(方丈)講《楞嚴經》,張圣慧女居士復講,學僧不服,罷課大鬧,動用刀棍,開水、石灰、繩索,我的右肩也被捅一刀,幸有棉衣,傷勢不重。

    是年,太虛大師在上海圓寂,靈骨奉送到奉化雪竇寺建塔,我們到寧波碼頭迎接,我與一位同學舉著旗額在前走,一直到延慶寺,我當時十分難過,但又覺得舉旗迎接太虛大師靈骨,非常幸福,希望能生生世世追隨太虛大師。

    五月端陽后,乃朝普陀山,遇一羅漢,能以大悲水醫治一切疾病,他為我買好回寧波的船票。當時我與江西及湖南兩位同學一起去普陀山的。在后寺住了幾天,便去潮音洞禮拜觀音菩薩,三人所見,各不相同。一人見紫竹林,一人見韋陀菩薩,我見到的則是一尊白衣觀音趺坐于洞,頭戴黑色紗帶,其態正如現今云門寺大殿中的玉佛一般。

    離開普陀后,又赴天童、阿育王寺參學,并到老阿育王參觀利賓菩薩拜舍利的地方。在阿育王寺看舍利,由一老師父請出一小塔,捧在手里,由各人去瞻仰。我看到的如綠豆大、灰白色,有好幾粒。天童禪堂里也有舍利,說是由印度請回的。天童禪堂很大,師父們認為我是觀宗寺的學僧,對我很客氣。當時過萬松關一路步行,心中無限輕安,深慶自己能做一個出家人,能到這些勝地參學,喜悅之心,十分寬慰。

    七月由寧波到杭州,在靈隱寺掛單,并有幸見到滿覺法師,他比我年長十來歲,有老參禪師的風格。不久,巨贊法師要我到靈峰佛學院讀書,院長會覺法師也是湖南人。入學不到半年,弘暢老和尚病重,數次來電,催我回益陽白鹿寺。深感弘老對我的培育之恩,乃毅然輟學返湘,朝夕侍其湯藥。弘老臨終前付我法券,囑繼任住持。我自忖年輕德淺,不敢勉為,唯盡力協助白鹿寺佛學講習所,兼講《彌陀經》。當時已接近解放,南岳、長沙各寺均組織自力更生辦織布廠、麻袋廠等,白鹿寺也組織辦起了織布廠。當時德真師等均在織布廠搞生產。

    不久解放,各寺不斷受到土改的影響,我師父智暉法師死后,我將其遺體安放在白鹿寺化身窯時,有人要抓我,我急忙逃走。我連夜跑到沅江的白沙楊梅山,與妙成師住在茅蓬里,以芋葉、麻葉、蒿根充饑,不敢回益陽。后在智超、常應諸師安排下,與覺民師在五一年正月初三,由益陽馬良堡趁天未亮,向廣東遯去。

    離開益陽,一路南奔,先到韶關南華寺。當時南華寺已駐有軍隊,本煥和尚等住在六祖殿后面,便由后門進去。本煥和尚見我與覺民是湖南人,想留下我們搞生產。我們得知(虛云)老和尚在云門,于是只住了一夜,便由馬壩沿河灘向龍歸方向走,走了一天方到云門,在云門寺見到虛云老和尚,心里十分慶慰。當時朗耀向老和尚介紹了我的情況,老和尚聽說我讀過佛學院,便安排我到客堂。那時因各地僧人四處逃難,都在找安身之處,所以到云門親近老和尚的天天都有。

    那時有不少來求戒者,要求老和尚傳戒,老人憫之,乃于六月十九抱病與之授戒,我為引禮,并在老人前增受戒品。老人并賜我法名佛源。八月初三,老和尚在六祖真身之前將云門法券付與我與朗耀、法云、凈慧等五人,均為云門宗第十三代,老人又賜我法號為妙心。

    五一年春,乳源縣實行土改,有人鼓動農民向云門寺清算。一天,數十農民入寺,將全寺衣被等物拿到方丈,逼老和尚承認是云門寺欠了他們的錢,要云門寺清還。但此衣被等物折價后仍不夠,農民又逼老和尚寫欠條,并要限期還清。時值解放初期,地處粵北山區的乳源縣又在清匪反霸,所以每天都有公安局的人入寺清查戶口。一天查出一個逃亡保長,事情引起波動。有的年輕僧人膽小亂供,胡說寺內藏有電臺、手槍等物。公安局信以為真,便到寺內嚴查。我與明空、智悟當家師等被拘于縣城,關在州街碉堡內,直到北京來人,五月時被無罪放歸云門。

    五二年初,老人預知此乃大禍臨頭,若北京不來人解決,全寺僧人將難以幸免。乃招大家于方丈內開會,望能有人去北京求助,但眾僧攝于威脅,無人敢去,老人焦急萬分。當時事態萬分危急,老和尚被囚在方丈,有數人晝夜看守,百余僧人分囚于禪堂、法堂不許外出。有關人員遍搜寺內,上至瓦蓋,下及地磚,佛祖尊像,法器經藏,無不一一細查,甚至挖地三尺。嚴查兩日,均一無所獲,遂將監院明空、智悟和我等拘去。又將冊籍部錄及往來書扎及老人百年來所著法語、經疏等一并搜去。此皆為工作組誤信寺內藏有電臺、槍械及黃金白銀等物所致。數日之內,連拘去僧人二十六人,嚴刑逼供,至使妙云法師被打死,體智等手臂斷折,法云等亦因之致殘。眾僧恐懼至極,又有數人逃走失蹤。雖嚴加囚刑十日,工作組一無所獲,更遷怒于老和尚。

    老和尚三月初一便遭囚禁,并連遭審訊,勒令交出金銀槍械。老和尚或言無有,或默默不應。初三,工作組按捺不住,用木棒、鐵棒將老和尚打得頭破血流,肋骨斷折。老和尚跏趺入定,堅忍不對。工作組憤怒,更用力毆打,乃于昏死,后二日方醒。初五工作組又至,見老和尚端坐養息,又暴毆之,以為必死。老和尚被侍者抱坐禪榻,趺坐如故。初十老和尚不支,方作吉祥臥下,經一日一夜,全無動靜,眾以為涅槃矣。次日晨,老和尚方蘇醒。

    我先于二月十九燃指供佛,數日后稟明老人,毅赴北京。先到武漢見陳銘樞,陳說,這是農民運動,誰也不敢阻攔,要我立即上北京見老人弟子李濟深。

    李濟深乃民革主席,與劉少奇、宋慶齡、張瀾同為建國時中央政府副主席。到北京后,李濟深對我很客氣,我將云門和老和尚的事一一向他匯報,他立即去找周總理。周總理得知情況后,也立即與身在廣東任上的葉劍英通了電話,要葉劍英立即采取行動保護老和尚的安危,并派人護送到北京。李濟深回到家里,要我火速回云門,請老和尚立即離開云門寺,因為云門寺在農村,下面政策水平差,不離開恐怕出事。次日我乘火車南下,到了韶關不敢回云門,怕人知我到了北京報信,回去必受報復。故托天性、提輝二師赴云門,將李副主席的話一一轉告。

    老和尚便于四月初四離開云門,在大鑒寺過五一節(四月初八)。當時韶關負責的官員要他帶頭在大街上參加慶祝游行,可憐老和尚當時一身病苦,游行回來,汗水濕透全身。

    當時中央已派專員南下,準備接老和尚進京,次年正月至三月,北京更四次來電相催。四月初八,我與覺民、寬度、法云侍奉,乘車北上。到武漢時,老和尚病重不支,便在三佛寺常住上治病。在武昌下車時,車站派出所仍詳加盤查,看行李中有無異物。但老和尚除一套舊灰布的換洗衣物外,還有什麼呢?三佛寺的大鑫和尚接老人住下后,常住僧人及居士們都來頂禮。說也奇怪,早課時大殿梁上一條大蛇出現,大殿佛座后又有一大龜同時出現,而下午老和尚到來。僧俗都說是龜蛇相會,是吉祥之象。

    老人住下后,陳銘樞先生和中南局的幾位政要也來看望,問云門的情況。并勸老和尚安心養病,說云門之事慢慢會弄好的。老和尚怎麼也放心不下,雖然有病,仍一一口述,要我記好整理,交給陳銘樞先生,請他以老鄉的關系向葉劍英講講情(陳與葉都是梅縣人),把云門寺被關的僧人全部放回。誰知陳銘樞看了這份材料,認為全是冤枉,乃交與上面,要中央加以解決。老人得知陳銘樞未將材料交與葉劍英而上告于中央,認為會把事情搞糟。但陳銘樞認為這麼大的冤案,不能不讓中央知道,否則不能解決問題。不出老人所料,中央的確電令處理好云門事變,并將材料轉回廣東。于是工作組撤了,公安局長也調走了,僧人們也放了。但韶關方面也就知道是我上北京告的狀,寫的材料,因而埋下了我日后坐牢的種子。五八年反右時,便成了我坐牢的罪證,說我膽敢控告公安局。老和尚預知這事的因果,雖沒法補救而聽天由命,但心里卻暗自焦急,以至病情日漸加重。大鑫和尚請了武漢的四大名醫前來會診,醫生見老人舌苔上厚厚一層黃黑,脈象微弱,幾付藥下來不見起色,都束手無術。大鑫和尚也只好為老人打佛七,準備后事。

    那時武昌有一位醫師,父子皆精于中西醫學,曾在高旻寺皈依來果和尚,認為來果和尚傳法有什麼密印。他得知老人到了三佛寺,就前來請老人開示,并要求老人傳授心印。見面時方知老人有病,他診斷為肺炎,需要用進口鏈霉素。當時藥行很難買到,時正夏天,武漢又是火爐,酷熱難耐。為買此藥,漢口城大街小巷我都跑遍了,終于在一家藥店買到了兩瓶進口的,滿心歡喜,請那位居士每日為老人注射,他教我學會打針。真是菩薩加被,兩瓶藥打完后,老人便漸漸好轉。說也奇怪,一天早上,老人起來小解,穿鞋時鞋里竟有一只烏龜在里面睡覺。俗話說龜鶴延年,老人果然應驗,卻病延年了。

    那時蛇山有不少看相算命的,寫字畫畫的,有一位山東人,姓趙,三十余歲,兩手可同時寫對聯,書法很不錯。他寫了幅乾隆皇帝的四季賦供養老人(后來我裱好后,掛在云門方丈里,可惜五八年我進牢時被人拿走了)。一日,老人要去蛇山散步,走到黃鶴樓,大興感慨,隨口念詩一首,有“無心欲跨樓頭鶴,有愿同登選佛場”之句。但他心中總念念不忘云門被關的僧人,又急著到北京去看李濟深等,乃于七月二十九日堅辭大鑫和尚北上。當時武漢四眾弟子都渴望老人在三佛寺過生日,但老人從不喜歡過生日,更不愿因此勞累大眾,終于生日前一日乘車離開武昌。

    在北上的火車上,我每日按時給老人打針,盡力照看好老人。抵京時,李濟深先生與夫人及葉恭綽、周叔迦等數十人在車站迎接。隨即驅車前往廣化寺,后因主持亞太和平法會,改住廣濟寺西廂客寮。北京生活習慣是早上吃大米或小米粥送饅頭。但廚房有時將晚上剩下的米飯在早上用開水煲一煲權作稀粥。老人照食無言,但我心頭有火。有天早上又是如此,我發火倒在地上,說:“這哪里是稀飯,老和尚一百多歲了怎麼吃?太不像話!”這麼一鬧,后來廚房再也不敢拿水泡飯給老人吃了,但我也因此惹了禍,他們說我不該鬧。中國佛教協會成立時,他們把我排開,只讓覺民隨侍老人。我也不在乎,反正不平的事我就要講。

    老人是八月初一到達北京的,主持和平法會后,身體仍然有病。北京的醫生以肖龍友最著名,每天只看十個病人,都是有地位的干部去看病,并且要預約。老人也去他寓所一次,肖龍友執弟子禮侍奉老人,并為老人診脈。從此龍友常去廣濟寺給老人看病,并請益佛法,也曾有詩書贈老人。老人除看病外,總是想到在京的故友,如原云南省長龍云、李根源等都在北京,老人都一一去看望他們。那時龍云府第擺布得很氣勢,大廳內鋪有虎皮作地毯,太師椅上也有虎皮。但李根源的府第就沒有這些鋪張,家里人很多,過著簡樸的生活。

    那時北京廣濟寺、法源寺的方丈都是湖南人,顯宗和尚是廣濟寺方丈。日本投降后,說他與日本人有關系,把他關了幾年,解放后才得以釋放,住在另一個寺院內,不見客。我侍老人去看他,他不過五十來歲,有一女居士侍奉他。天文是法源寺的方丈,那時已還俗,他來看老人,感覺很痛苦。據說他是天性的師兄,天性是云門寺的當家,后派他到大鑒寺負責管理織布廠,五八年也還俗了,后住韶關西河制藥廠隔壁,過退休生活。

    在中國佛教協會籌備會議中,老人說了一句冤親平等的話,有人反對,說不能搞冤親平等,要搞階級斗爭,爭得很激烈。但老人只爭取政府立法保護信仰自由,保護名山道場,保護僧尼不要被強迫還俗。后來,這些要求在佛教協會成立時都寫成了文件,對解放后的宗教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    老人在廣濟寺主持和平法會時,北京居士林請老和尚傳授三皈五戒,拍了一張照片留念。我寫了:“今朝九月十九日,佛歷二九七九年,燕都顯現阿師相,壽世莊嚴良福田。海印光輝騰海宇,斯民依止頌斯天。諦觀喜舍慈悲面,不是凡夫不是仙。”法會后,上海諸山長老及趙樸初等,恭請到玉佛寺主持祈禱世界和平法會,并到杭州凈慈寺,蘇州西園寺主持和平法會。老人曾在玉佛寺主持禪七,每晚的開示我都細心記錄下來,后來編印成《禪七開示》一書流通。這些在老人的《年譜》中都有詳細的記載。

    老人離開云門后,常住的兩百多僧人心中都十分難過,不知誰來維持,故有不少人漸漸各自離去,但久隨老人的老參上座們仍是不愿離開云門,但誰也不肯出來負責領眾。印開、寬度二人便到上海請求老人回云門。但葦航、來果、妙真及趙樸初等均不同意老人回云門,怕又出禍端。老人亦要印開等回去,另選一人來領眾。印開那時是代理當家,他也不肯負責。老人即指示印開告知云門眾僧,既然大家都怕,都不敢負責,那就學過去歸元寺那樣,在韋馱菩薩前拈鬮,拈到誰就是誰。印開無可奈何,回去后將老人指示轉告云門眾僧,大家一致同意。于是將全寺僧人名字一一寫好,捋成紙團,放在筒里,在韋馱菩薩前上了供,敲木魚念韋馱圣號,每人各拈三次。有的名字曾拈出兩次,一直拈到下午,沒有一個名字拈到三次,大家都很著急。上晚殿時又拈,便將“佛源”拈出三次,大家很高興,放鞭炮祝賀。印開等便函告老人,催我回云門負責。那時我心里十分緊張,不肯回云門。

    待中國佛教協會成立開大會會畢,老人天天催我回云門。我則天天到時居士家躲避。老人很煩,說我不回云門,是沒有良心,云門是祖師道場,有這麼多人盼你回去,你是韋馱菩薩要你去的,云門寺不搞好不行。當時李濟深也勸我,要我先回云門,待云門平靜了,老人身體好了,政府就要送老人回云門。我見如此,若不回,老人必不會安心,只好答應。乃于五月中旬與老人一起離開北京,到武漢政府招待所住下,即與寬度師(當時在三佛寺)帶了兩箱蜜蜂回云門。我離開后,老人便到洪山寶通寺。當時我心里十分痛苦,如失去父母一樣,與老人含淚而別。

    回到韶關西河,恰巧碰到公安局的人,我心里很恐慌,也是菩薩加被,他們見我回來了,倒很客氣,主動與我招呼,我才放下心來。心想,這次回云門是韋馱菩薩點我,是來還宿債的,怕也怕不了,就這樣回到了云門。

    寺里老少僧眾見我回來,很是歡喜,有的從田里拿著鋤頭,都來給我“接駕”。那時都是各人生產,各自煮飯吃,過著單干、住茅蓬一樣的生活,真是好可憐啊!

    廣州太平蓮舍寬定法師,是老和尚的得力弟子,知道我回到云門,便派其弟子宏愿師帶著廣州十位護法居士(多是老和尚的皈依弟子),在六月初一來到云門,推我升座做方丈。六月初三是韋馱菩薩圣誕,云門當時只剩三四十人了,由寬度師為首,給我掛珠,送上方丈座。從此,全寺僧人又開始集中上殿過堂,集體生產。

    廣州十位護法中羅偉雪(即羅明慧)、老志英、植寬曉、余寬志等皈依。他們每人回廣州發動十人,共一百人,每人每月三元,共計三百元送來云門,補助生活費用。有了護法,同住的道友都很安心,每天吃了飯都去搞生產。

    寺前放生池下有十多畝水田,農場一片旱地有二三十畝,水田有十畝左右,云門亭有五六畝水田,共計田四十多畝,每人平均有一畝多。每年種有花生五六畝,一畝能收乾花生三百斤。一百斤花生能榨三十斤油,到一六街冰江渡去榨。這樣,每年自種的花生油基本可以自給,糧食也自耕自食有余。還種有芝麻、眉豆、木薯等雜糧。農閑時到桂花潭山上砍些雜柴,挑到乳源街上去賣,可以換回鹽、茶、豆腐等物。寺里還養有水牛五六頭,出牛糞時,每人每天挑到云門亭,最少也得來回七八遍。那時我每擔都是一百斤以上,一天十個來回。

    五五年的一天,午飯后送式桂師回浙江,我幫他挑行李,送到云門亭,他不讓我送了。我回到現在的山莊,忽然肚痛翻滾難受,大量嘔吐。此是胃痛,漸漸背胸也痛,行路辛苦。羅居士、老居士見我痛得不輕,乃帶我到南海西樵山療養,因羅居士有一表哥在西樵山白云寺做和尚。

    在白云寺,方知那位表哥并不吃素,我們的修行感染了他,一天他要求為他燒戒疤。明代時有一吏部尚書為他母親尋風水尋到寶峰寺,認為此地風水好,若改為墳山,可以出天子。他把和尚趕走了,把佛像丟入放生池,在大殿后葬了他的母親。羅居士他們要找我去看,寺院的房子還有,只是沒有僧人。我沒有進去看,認為這不是寺廟,而是魔宮,不值一看。白云寺東邊是白云觀,住著老道,周圍也有古跡,供有呂洞賓等。一天行走到飯蓋崗,最上面是神仙床,山上有燕子巖,丹桂園、無葉井等。山雖不高,而水流成溪,有瀑布,一個整天都沒有游完。

    羅居士為我的病想了不少辦法,又帶我到肇慶鼎湖山、七星巖等閑居。他平時喜歡到寺里燒香拜佛,與僧人有緣。鼎湖山的和尚都認得羅居士,他們得知我是云門寺的方丈,又是羅居士的師父,撞鐘打鼓迎接我。山上氣勢澎湃,左右群山環抱,有瀑布。寺前有一片桂林,寺內原有大悲壇,解放前長年拜大悲懺,立有千手觀音,新加坡及東南亞的信眾常到山里做佛事。我來時山上也客滿,香火旺盛,生活富裕。山上還有老鼎,憨山大師曾在鼎湖住過。老鼎湖有龍潭,深不見底,說是通南海云云。

    我在云門寺時,請得眾做當家,楊智作維那,遍印為首座。除生產外,每年做清明法會、觀音法會、盂蘭法會,廣州的居士都來。冬天四個禪七,大家精進辦道,盡力搞好生產,沒有妄想,十分安定。那時寺廟彼此不能來往,也不掛單,戶口不能遷動,沒有戶口就沒有油鹽糧食布票等等,真是以寺為家,安居樂業。但我的心總是想著老和尚。

    五五年春,我與太平蓮舍宏愿師送幾十件棉衣上云居山,先是乘火車到南昌,再到永修縣,雇民工挑運。經張公渡,過河上山。那時春雨多,行到山里,水漲溪深。宏愿是女眾,膽小,我只能拖著她走,有的地方還要背著她走。見了老和尚,老人便要我休息,我與宏愿的心也才安定了。住了幾天,才與宏愿辭別老人依依下山。在南昌住在一位居士家,那位居士有兩房妻室,但無兒無女,三人都吃素,有一莊嚴佛堂,共修凈業。三人同上殿,都會唱念,鍵、椎敲得很好,辦了一個茶莊賣茶葉。我們次日便乘火車回廣州。宏愿師徒盡心盡孝地護持老和尚,所以她們對云門特別關心,對我也特別愛護,真是法親眷屬,不可思議。

    記得老人到云居之前,住在廬山大林寺,我在云門升座之后,在秋天曾到廬山看望老人。那時大林寺的番茄、辣椒、蘿卜長得很好,不缺吃的,我便住了十多天。老人要我去東林寺拜遠公塔,我與覺民一路跑下山,在東林寺住了一晚,又一路上山,心里非常興奮。那時廬山黃龍寺寺前的兩棵松樹,要三個人方可抱圍,寺宇莊嚴,龍池里還有龍魚。鄱陽嶺上可以看見鄱陽湖。廬山周圍有十幾座大寺院,都是馬祖手下的大善知識開的叢林,可惜我無緣去朝拜。離開老人時,是由九江乘船到武漢的,在武漢少不了在三佛寺住幾天,拜拜大鑫和尚,會會延年法師、江青云居士等。那時智超師已在三佛寺住,參加糊紙盒,相見之情,好像都在逃難一樣。

    五六年我又上云居去看老人,那時山上在大興土木、造殿堂、塑佛像。西邊有一片菜園,再進去有燒磚瓦的,住的人已不少,心里感到沒有參與建寺,真是沒有福氣。一日老人要我去寶峰看看馬祖的道場,我與覺民二人從早動身,下午四五點才到。那里的農民見到外地人都很警惕,我們快到寶峰了,幾個農民在田里耕田,見到我們就問從哪里來的,來干什麼?當時覺民回答他們時不大和氣,他們便把覺民帶到村里吊打。幸好覺民身上有李濟深給老和尚的信被他們搜出,才知道不是壞人,否則下場難料。

    后來覺民很反感,說出家人受人欺負,出家沒有益處,種下了還俗的念頭,后來果然還俗了,可惜!覺民與我同在湖南,同路到廣東親近老和尚的,又與我一起奉侍老人到北京、上海,直到武漢分手。分手后他仍留在老人身邊侍奉,并且在云居山做當家,結果還是穩不住。后來聽人說,是九江一個叫“好師父”的老比丘尼看中了覺民,把她的徒弟介紹給他而還俗,真是業力不可思議。

    我和覺民在寶峰住了一夜,那里只有一個和尚看守,還是老和尚派去的。馬祖的塋墓已被挖壞,里面很深,是空的,是青磚砌的。次日向靖安城繞道回云居,在一條溪河遇到一人提著一籮水魚,我們向他買了,打了皈依就放到河里。我對那些魚說:“現在放生你們,將來好好護持寶峰”。我想現在這些魚一定已變成人或者出家到寶峰了。

    五七年四月,我帶著我父母上云居拜老人,老人很慈悲,留我與父母在他住的茅蓬吃飯,并與我父母說五戒,賜我父親名寬有,母親名寬德。住了幾天,便在九江乘船到武漢,與智超師等去五_臺朝禮文殊菩薩。那時我父親七十三歲,有胃病。在太原坐汽車到東冶,住在一個小庵內,庵里的老尼師是五臺山清涼寺了常法師的母親,五二年我去朝五臺也在那里掛單。老師父很慈悲,生活艱苦,飲水都困難,每人早上只有一飯碗水,不準倒掉。從東冶到五臺要走路,我父母不能走,因有兩百多里,只能雇兩匹騾馬抬轎,轎上可以坐兩個人并放行李。就這樣一直抬到廣濟寺,那時是凈如和尚住持,五二年我就在廣濟寺住了好幾天。凈如和尚見到我很高興,要我在禪堂里講開示。

    五二年上五臺,是老和尚要我與靈意師送七衣去的。這次從北京到五臺,時間是八月中旬,山上已經下雪。凈如和尚見我帶父母來朝山,更是熱情招待,親自雇騾轎,一路由東臺到北臺,在中臺過夜。那里天氣很好,但夜里風大,見到智慧燈在北面飄,我與智超師在中臺外看了很久,這是我從來未見過的菩薩境界。晚上大家都睡在一個坑上,男的睡東邊,女的睡西邊。

    次日又朝西臺、獅子窩,在清涼橋吃午飯。下午朝金閣寺,在清涼石過夜,了常法師十分客氣的招待我們。清涼石的鴿子特別多,滿天飛。那時山上還有很多鹿,都抬起頭來望著我們,好像有不舍的樣子。聽說現在全都打光了,真是人心險惡,紅塵可悲啊!次日我們又去朝南臺,并朝萬佛洞(佛母洞)。我帶頭先進去,洞口扁扁的,別人不敢進。洞里安有油燈,可以看見洞里的情境,石頭的形狀如人的五臟六腑,故說是佛母洞。若得進入一次佛母洞,可以不失人身,將來投佛母胎成佛。所以,凡朝五臺的,都要去朝佛母洞。那里是喇嘛看管。

    返回廣濟寺后,我們又住了幾天,先由知客師帶我們到附近幾處圣地去禮拜,文殊菩薩的圣跡很多。塔院寺有一間殿是密宗殿,有的用布遮著,不是隨便讓人看的,如雙身佛是不給人看的。但我因有知客師帶領,到處都可參觀,感到不可思議。

    五臺朝畢,天天出太陽,但北臺還是有冰,山溝有萬年雪,白皚皚的。在清涼石過夜,仍是用騾轎抬到東臺,住在客棧里。動身時我父母說有一件衣服留在山上沒有拿,我批評父親記性太差,出來這麼遠還講什麼,我父親一言不發。后來我很后悔,不應該批評父親,年老之人豈能與年輕人比,子女對父母應以寬慰語言,以孝順之心敬愛之,我沒有安慰反而批評,乃不孝也,深自悔自責。一路乘車到北京,帶我父母游了故宮、長城、雍和宮,父母很喜歡,病也不見了。離開北京,送我父母回到益陽,我就回廣東了。不料此一別竟成永別,而父親就在這一年去世了。

    五八年云門寺傳戒,我被劃成右派,不能再回云門寺,放在南華寺勞動改造。當時云門寺是一心的徒弟雪珍作造反派,把德修師也集中到南華寺改造。云門寺方丈樓老人在時,留有一對小花盅,是在重慶做法會時蔣介石送的,想留下作紀念。還有兩只玉器盤碟,據說是南漢時傳家寶,我離開時都被人拿走了。雪珍多次逼我,說我房內有黃金,但那時只有命一條,由他們批斗。雪珍是長沙人,一心是云南人,一心在國民黨當過兵,后來在湖南出家,故雪珍拜他為師,兩人來云門寺住。政府不會用一心這樣的,但雪珍因是窮人出身,斗人非常積極,據說云門寺挖出的金銀他也得了些,不知究竟怎樣,反正他當權了,可以為所欲為。那時有一個二三十歲的尼姑,據說是別人的小老婆,比雪珍大十歲左右,雪珍與她結婚后,同到茂名當工人去了。在文革中他又當造反派,連解放軍都敢斗,所以云門寺被他糟蹋得一敗涂地。經過文化革命,云門寺只留下徧印、光堯、寬宏三人,田地山林全部被侵占,經書佛像更全遭毀壞,真是一場浩劫。

    我與本煥和尚五八年在武漢學習,他在五臺山時做過當家,招待過日本人。那時共產黨在五臺山打游擊,遭受過日本鬼子的殘殺,故本煥被認為是反革命。回到韶關,在大鑒寺開會,當即被逮捕。后來在黎市監獄判刑十五年。我被放在南華寺由志真、得眾管制改造,每天搞重體力勞動。

    五八年全國開始過糧食關,一片饑荒,每人一月十八斤糧,半斤油。南華寺積有糧食,就是不準多吃,大家肚子都很餓。我們一天到晚搞勞動,犁田、耕田、挑糞,有時還要開夜工,肚子餓得更厲害。寺內有位寬妙老尼師,在大殿作香燈,總是把她自己的糧食省些給我吃。

    那時全國各地都在搞運動。北京佛學院搞得更激烈,有的學僧寫了老和尚大量不堪入目的大字報,一時烏云黑雨,鋪天蓋地,比十級臺風還兇。老和尚的名聲由高僧變成了狗屎堆,而我們這些人是狗屎堆里蛆一樣,哪有放過的。所以,除強迫勞動外,經常要挨斗,要寫坦白書、交心書、悔過書、檢舉書等,但我是最頑固派的。

    到了三月底,早茬禾秧快栽完了,一天我正使牛耙田,有人叫我回去,說法院的同志找我。法院的人見到我,就拿出一張逮捕證,要我蓋指印,說我有罪,要逮捕去坐牢。那時哪里由得我,他們抓住我的手在逮捕證上蓋了指印,手一扣就把我帶走了。當時我一身泥水,到南華寺藏經樓拿了一套換洗衣服就到了馬壩派出所。當天睡在地上,次日開始拉肚子,就送到韶關韓家山看守所,住在一間監房內。監房上下通鋪,一人挨一人睡,睡了十多人。房內有一小便桶,每日放風一次,大家上廁所大便,不許講話。收完風回到房里糊火柴盒,每人每天只有四兩米,用四方形的瓦盅蒸飯吃,每日兩頓,據說每頓是二兩米,根本吃不飽,人一走動就頭昏眼花。

    那時正是過糧食關,我們這些監牢鬼子哪有吃飽的,但又有什麼好說的呢?除了糊火柴盒外,還要寫坦白書,有的犯人還經常被提出去問話。但我這個犯人到底犯了什麼法呢?說我跟老和尚到北京告了公安局,到五臺山是了解情況,做和尚是搞封建迷信,是過剝削生活,是從勞動者變成了剝削階級,是寺院內的上層剝削分子,有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想。所以要改造,只有規規矩矩,老老實實接受改造,否則死路一條。

    就這樣,不久我又從韓家山轉到芙蓉山搞勞動,每天挑沙擔磚運石,修勞教場。有時到五里亭扛竹子,有一段時間兩腳腳后跟不能落地,一落地腳根鉆胸的痛,走路也得兩個人挾著走,否則寸步難行。但是什麼痛呢?兩腳不紅不腫,與好人無二,所以別人說是裝病,是偷懶,認為不老實,不想勞動改造。真是苦上加苦,苦不堪言,不知是什麼業力造成的。

    那時候羅居士常來探監,但見不到人。老居士在廣州,知我肚子餓,買了芝麻、黃豆、糯米、白糖等做成餅,送到韶關劉寬培家,請劉寬培老居士送到監獄。劉居士有女兒是法院陪審的干部,她反對劉居士來看我,劉居士說:“佛源是個好和尚,怕什麼?誰敢抓我,我就去坐牢,與佛源和尚住在一處。”這樣,她的女兒也不再反對她來送東西看我。

    六一年中秋后,看守把我叫去講話,說政府對我寬大,釋放回南華寺,但以后再不要搞封建剝削。看守所為我雇了一輛人力車,連人帶行李送到火車站后面的劉寬培家。那時我已像活鬼,骨瘦如柴,路都走不穩。劉寬培見我釋放了,很歡喜,拿出月餅給我吃。次日回到南華寺,一進禪關,見到寶林山眼淚就止不住地流下來。我又回南華寺,是六祖大師保佑我不死而歸,真是第二次生命啊!

    回到南華寺,并沒有得到真正的自由,仍需受群眾的監督改造,不管身體怎麼樣,輕勞動還是要干的。過年前,全寺搞清潔衛生,那時我已得了水腫病,兩腿腫如水桶,行路無力。搞衛生時,用人字梯架在韋馱殿,我先上去,梯子兩邊一擺,便像木頭一樣直落下去。由于身體水腫,我那時又重又笨,兩腳直立落地,右腳踝骨內骨折開,痛如刀割,在地上打滾。因未破皮,未流血,外表看不出來,真是雪上加霜,禍不單行。常住就用牛車把我拉到馬壩衛生院看骨傷科,誰知醫生粗心,只用酒擦了擦,抓住腳搖了幾下,便在腳上敷了點藥了事。結果幾天后仍然痛得難受,半個多月仍不見好,便到韶關大鑒寺住下。

    上后街找一位跌打醫生醫。那時何慕珠小姐在那里學骨傷科,她的舅父莫國雄,是韶關舊社會時的政界要人,所以何小姐也是得不到社會溫暖的人。那位黃醫生見我骨折已二十多天,裂開的骨頭已長上新肉,要開刀,不然始終醫不好,醫好了在陰雨天也要發痛的。乳源縣的江橋居士知道了,把我偷偷接到乳源來醫。江橋是泥水工,云門修祖殿時皈依我的,我在芙蓉山勞改時,他也遭迫害在勞改,所以他心里很不平。以后他在家找草藥醫跌打,但他家來往的人多,怕人認識我,就讓我寄住在袁居士家。袁居士是地主成分,雖是老中醫,卻無人找他看病,所以他家很清靜,我住在樓上,根本無人知道。大約住了半個月,我每天誦《地藏經》和《地藏懺》,很快就讀熟了。從此我每天背誦一遍,直到現在從未斷過。但腳沒有醫好,不過勉強可以走得了,于是就回南華寺,照樣參加勞動。一年到頭,風雨不休地上山下水勞動。

    當時我和慶云師放牛,他比我大二十歲,出家早,家里窮,是新化人。新化是湖南的窮山區,以包谷紅薯為主食,農村多土匪。他小時候家貧無生活,曾給土匪背包袱,運動中他“交心”時主動交待了,結果認為他當過土匪,就被戴上右派帽子,放在南華寺改造放牛,有時就在房內誦《涅槃經》,很是守規矩,袋子里常放些糖果餅干與人接緣。但他也有一個錯誤的感覺,說是出家很孤苦,好像無親無故,無人照顧,尤其是沒有女性為情侶,所以只有孤凄而沒有溫暖。有次我問他:“你老人家出家幾十年,有何境界?”他說:“越老越覺孤凄,功夫不得深入。”后來他要求回新化老家,不知他結局如何?真是可憐,出家這幾十年逃不出閻王的手。

    每天放牛時,我身上總是帶把刀,披荊斬棘,有時還帶把鋤頭把草地弄好,牛難上的地方用鋤頭開開路,牛好上下,人也好走。寶林山頂牛場一帶都有我和牛的足跡。收牛時不是帶一捆柴,便是帶一捆草回來給牛吃。把南華寺的牛養得特別肥,母牛每年都產小牛,所以南華寺每年都有牛出賣。牛仔長得好,個子大,個個喜歡。

    農忙時,我是要參加田里犁耕,割禾插秧都少不了,晚上也要去果園值班守果子。那時南華寺有幾畝蜜桔,幾畝南華李。南華李上半年熟,蜜桔下半年熟。三十多畝水田,兩畝甘蔗,幾畝花生,生產搞得比農民的還好。所以,每年立秋后農活非常緊張。花生收了還要種晚稻,花生苗斬斷,漚在田里做肥料。花生頭挖了用牛車拉回南華寺,排在各個廳室,晚上大家都去撿,撿了過秤評工分,按工分計工資。

    我于六一年由韓家山釋放回南華寺,當年冬天摔壞了腳,六二年下半年便開始吐血,得了肺癆病。原因是長年憂愁,營養不良,勞動過度,造成肺穿孔出血,必須全休,并住院治療。那時醫生只看人,不看病,對我這個右派分子的病,只說不要緊,給點止血藥便了事。那時給我看病的是馬壩人民醫院的胡醫生,因為他是醫院的醫生,又有一點職務,不知何故也成了右派。給我看了病不敢說什麼,只是后來對南華寺的僧人說我的病很嚴重,需要住院云云。但我這個被專政的對象,哪有資格住院呢?依然是照樣監督勞動。抽空時便到馬壩或韶關肺結核防治站去醫療。

    那時外出看病也得當天回來,到韶關幾十里,步行是不行的,只好騎自行車去。但自行車很陳舊,有一次到韶關結核站看病,剛下自行車,車一歪,我就向右跌倒在醫院門口,右手腕被跌斷,手腕腫得很大,只好到廁所用自己的小便邊拉邊擦,但這有什麼用呢?看完病后,便到另一骨科醫院去醫手。醫生看了便說:“你的手腫得很厲害”,隨即用酒作按摩,敷藥包扎。回到南華寺后,我大受批評,因為藥費要報銷,每月的藥費,全寺僧人就我報得多。所以有人說我天天看病,怕死,吐血是常事,有什麼了不起。但又有誰能幫我說話呢?只有逆來順受了。俗話說“敢怒不敢言”,那時我敢怒,能怒嗎?只能作檢查,認錯,每天照常勞動。

    羅老居士聽說我吐血,偷偷地買些進口針藥給我,不敢讓人知道,只好自己注射,把自己的肉都打死了,有時針扎不進去。“雷米豐”是肺結核的特效口服藥,但服用多了會耳聾,同時要服用B6等維生素,在當時難買到,所以引起牙痛,最后變成三叉神經中毒發痛,而當時我并不知道。痛了幾年后,一次我隨我滿弟到上海,他的外母家有一位專給外國人醫病的醫生診病時,才知道是中毒性三叉神經痛,但為時已晚,難以治愈。這個苦痛,使這些年來不知有多少難過,雖經針炙、理療、激光、酒精封閉等,都不能解決問題,主要是不能休息。一年到頭,不管天晴下雨都要勞動,而且是重勞動,所以不論打針吃藥,效果都不行。有時牙痛得很厲害,醫生要我把整個牙拔掉,我知道是三叉神經的問題,拔牙并不能解決,所以又到專業牙科去查診。牙醫說不拔,牙是好的,但痛厲害了,就不能出氣,不能走路,用激光照也沒用。八0年在北京宣武醫院作割除手術,兩年后又發痛。后來在廣州工人醫院作射頻療法,一次性切斷電死,一時雖不再痛,但腦部相關部位已被電死,眼神經也被割壞,整天發脹,如有物在鉆一樣難過。電過的右邊不能吃飯,只能由左邊吃。

    過了兩年,左邊又漸發病,只好到香港去醫療。香港醫生用德國藥,叫痛必靈,內有麻醉藥,吃了想睡覺。時間一長,整個身體都失去了正常,兩手發抖,頭昏腳軟,小便頻頻,好像整個神經系統都被破壞了。可是三叉神經痛又漸漸發作,有時痛得口流清水,眼淚鼻涕也出來了,打止痛藥也無效。直到九三年為香港寶蓮寺大佛開光時,正好在香港醫療。這次是菩薩加持,得到了愿炯法師大力幫助,住了伊麗莎白醫院里最好的房間,醫生是最有名的教授,建議開刀切除。當時許多醫生都不敢切除,認為有危險,切除之后會口眼歪斜,眼睛失明等等。經過會診,醫生們作出了適當的方案,後來作手術,效果很好。只是影響到右邊的眼神經更加脹痛,面神經全部失去了知覺,增加了麻癢,但其它很成功。醫生很滿意,并減收了一半的費用,目前痛苦已除,只是不能咀嚼,吃飯困難,營養失調,產生了其它不良現象,好像是未老先衰一般。

    我去南華寺是五八年二月,被逮捕是四月,釋放回南華是六一年八月,一直到四人幫被打倒,七九年才被平反昭雪,恢復正常。但那時左傾思想和路線仍很嚴重。平反后我要求去北京工作,他們種種刁難威脅,我仍毅然去了北京。到北京后,他們又打電話到國務院去查我,問趙樸初知不知道。誰知趙樸初答復他們說:“是我同意去的”。他們只能眼睜睜的無可奈何了。

    那時北京正準備迎接鑒真像從日本回中國巡禮,中央準備在法源寺隆重接待供養,我被安排在法源寺搞接待工作。接待圓滿后,要我管理文物,兼任佛學院講師。那時明真上人在佛學院負責,巨贊法師、正果法師住廣濟寺,只有明真上人住法源寺。他的生活由我代理,我每天早上四點鐘用高壓鍋弄上飯,便去上早殿,下殿后服侍明老用早餐,很自在。奈何三叉神經作痛,經長期服中藥,又引起胃痛,結果還引起胃出血,到回民醫院作切除手術。先是到宣武區作三叉神經切除手術,先后兩年,作了兩次手術,身體受到影響,到冬天受不了北京的寒冷,便回到廣東休息。

    我在南華寺二十一個春秋,下地耕田,上山砍柴,倒死樹、上房翻瓦片、修糞池、打灶頭、開拖拉機、拉耙、耕田、看山守夜,前至烏龜洞,黃屋中興村,后至饒屋楊屋,沒有不到的地方,每個山頭山坳都有我的足跡,每一塊地都有我的汗水,甚至流過血。真有無上的因緣,甚深的業力。那段時間,真有說不完,寫不盡的事。那時的路線是不離階級斗爭的,搞生產也要搞階級斗爭,所謂與天斗、與地斗、與人斗,其樂無窮嘛。

    一天,六祖真身被紅衛兵用手推車推到韶關游行,說是壞蛋,是假的、騙人的,要斗,要燒掉。結果被人用鐵棒在背胸上打了碗口大的一個洞,將五臟六腑抓出來,丟在大佛殿。肋骨、脊梁骨丟滿一地,說是豬骨頭,狗骨頭,是假的。并在六祖頭上蓋個鐵缽,面上寫:“壞蛋”二字,放在大佛殿。原不準我們看,但我仍偷偷跑去看了,心里難過得流淚,偷偷地把六祖靈骨收拾起來,但沒有地方可藏。一者怕人知道,二者怕自己不知哪天被打死,六祖的靈骨不能這麼樣被丟掉啊!于是用一瓦盒上下蓋好,埋于九龍井后山的一棵大樹下,作好標記。并送信給香港圣一法師,要他來時用照相機把這個地方拍下來,以待太平時取出。丹田祖師的靈骨也同遭殘害,我也分別收殮。

    八0年我到北京后,便將這件事告知了明真和巨贊法師,又向趙樸初作了稟報,趙樸初他們聽了很震驚,認為是一件重大的事。樸老馬上寫信給習仲勛(當時廣東省長),要他派人到南華寺處理這件事。習省長當時派人去南華寺作工作,他們不同意恢復。最后習省長的人說:“同意也要恢復,不同意也要恢復”,趙樸初要我回南華寺協助處理,這樣,我才由北京返回南華寺。

    六祖靈骨取出時,因入土已十多年,南方潮濕,肋骨已有霉變,但仍有條塊形。脊骨受潮更重,更不如入土時的形象,丹田祖師的靈骨就更不如從前了。我將二位祖師的靈骨捧回自己屋中,用木炭火烘干抹浄,用一整塊檀香木將脊骨、肋骨一節節駁接在檀香木上,粘好之后,再如法放入真身內。外用綢布和漆封閉,并在檀香木上刻記,載明因果。六祖的臟腑已朽,只好烘干成末,與檀香末混合塑形,放置于六祖胸內。當時我號啕大哭,發誓要生生世世護持六祖真身。當年情況難以想象,如果我知道我不會死的話,決不會把六祖、丹田的靈骨埋到后山,受此損壞。此事我亦未盡到保護之責,心里難受之極,只有今后更加細心愛護常住,舍身忘命也要保護好六祖。

    許多人說六祖真身是假的,如不是我親眼所見,親歷其事,心中也難免疑心。這次事件中,我親眼見到六祖靈骨千二百多年後,仍是金黃色,堅硬如金,份量也沉重如金。而丹田祖師的靈骨相對呈黑色,份量輕得多,端的有金銅之別,確實不可思議。如果不經文革浩劫,六祖真身決不會受此損壞的,我作為六祖的兒孫,不知為此哭了多少次,多少年。但那個年月,周圍每天都有人盯著我,誰敢露面哭泣。有的人只為自己出風頭,管他六祖不六祖。憨山祖師也被一個獅子蟲砍了一刀,好在背胸只打了酒杯大的洞,沒有如六祖、丹田那樣把臟腑都掏出來。我不知過去生中在南華寺造了什麼惡業,今生在南華寺受這麼多年的磨難,吃盡了苦頭。直到九二年四月,幾經周折,又來到南華寺做方丈,直到現在仍是感到戰戰兢兢,如臨深淵,如履薄冰,不敢輕心放逸,且長在煩惱叢中過日子,好像走不到盡頭。

    一九九二年記

    (來浩于辛卯年普賢圣誕日整理)

新时时几点开始